2020年7月1日，我在動體公号发了写了题为《从崇低到崇真，从意味到意趣，从平面到立体，从文本到行动——動體诗学面向新诗第二个一百年的四大转向》的文章，对中国新诗新百年的发展提出了四个大的转向论。文章影响不大，但得到少数重磅人物的关注。2021年12月1日，诗人风授予了我首届“艺术自由”青年诗人奖，对我的诗歌理论给予了高度的肯定。2021年12月3-7日，我写受奖词，借此对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梳理和更深入的思考。对当代诗歌——甚少在我个人倡导的当代诗歌的路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回头盘点“四个转向”，我认为仍然有效的：垃圾式的崇低风潮高峰已过，其保持真实的精神依然可贵，但刻意的低污语言与行为早已臭名昭著；废话式的语言诗学同样由新鲜显得陈腐，意味更多成了乏味，更富张力的趣味写作值得期待。事实上，以動體为平台，2020年推出的麻将诗、呵呵诗、论体诗以及视野中的管体诗（管党生）都是趣味诗学的转向案例。立体诗学方面，近年来，老董、走召等人的唱诗活动依然活跃并引人关注。诗歌行动方面，2021年6月走召做了个精神病院的行为，作了行为组诗，不失为一种尝试。

简要梳理四个转向后，重点谈一下我判断的更大的转向——从语言的诗意到栖居的诗意的大转向。

首先说什么是“栖居的诗意”。小而言之，是生活，大而言之，是生存。也就是说，我这里谈论的诗，将可能会包括全息的生活生存维度。这本身并不新鲜，大家熟悉的陶渊明和梭罗等诗人就是栖居型诗人的典型案例。栖居型诗人并不一定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本创新鸣世，例如陶渊明生前在主流诗坛甚至称不上一个“先锋诗人”；但其栖居的诗意与文本的诗意融为一体，对人类的生活生存更具启发借鉴意义。

相对“栖居的诗意”，这里的“语言的诗意”，就是指文本的诗意。通俗讲，就是文字层面的诗文本。说转向，不是指摒弃了语言的诗意；文本的生产仍然是诗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那为什么要转向呢？作为一个身在诗歌现场的实践者，我认为，文本的诗意已经泛滥了。繁杂的写作缺乏有效的阅读，低门槛的写作口水泛滥；批量的大同小异的文本极少能带给人新鲜的感觉。甚至让人怀疑：这个信息爆炸的新媒体时代，传统的诗歌的“写”还有实际的效应不？除了诗人自己的自恋式阅读与推广，不要说社会效应，就是在圈子内部，又有多少人认真在读诗呢？而存在的问题是：仍有大批的诗歌少年青年和大爷大妈蜂拥而至趋之若鹜；不少人仍然有着通过诗歌一举成名看遍长安花的执念……骂战炒作自吹自擂花样推销你方唱罢我登场……看似热闹非凡，其实，只是虚弱乏力，甚至可笑可悲……除了极少数灵魂诗者的灵魂之作，值得玩味甚至仅仅值得一次性读完的文本又有多少？以我的视野，实在是寥寥——包括我自己的写作，大多也是做无用功。

那是不是说写作没有意义了呢？当然不。趋之若鹜，说明诗仍有是人类发自生命本体的原始冲动。既然是原始的冲动，这个行业就必然会继续生生息息地存续；而且，不管是票友发烧友还是有志作出一番成就的，基本的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写作仍然是从业的基础。只是，我奉劝大部分的从业者或说爱好者：爱好诗歌没错，但不要陷入妄念，甚至走火入魔，为生活乃至生命带来悲剧——这样的例子诗歌圈屡见不鲜。对诗能带来什么，不能带来什么，从业者要有理性清晰的判断。抽象的说教显得空洞，我就以举身边的例子：现在颇有诗名的“诗妓”唐琼香，是我多年的诗友；她对诗非常执着，认真习诗多年。2017年，她被大恺的赵俊杰以“当代苏小小”的噱头运作一番，名扬诗圈，一时风头很劲。近年来多次对我抱怨说，写诗虽然成名，却不但没带来经济利益，反而每天神神叨叨，生活越来越艰难了（大意）。我劝她打消妄念，心态放平和些，把写作当作诗意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沉溺在名利双收的“成功学”幻想里。名利双收也不是不可能，但对这个行业，机会太渺茫；而且对于诗而言，其深层的一面是近乎哲学和宗教的，它要面对的终极问题远非世俗名利能简单粗暴地一次性解决。打个粗俗的比方：一个娶不到老婆的汉子，通过努力事业有成，挣到钱了，他大概率能找个中意的老婆；他自己也会非常满足。但诗歌的名利即使解决了经济问题，面对诗人的创作问题和个人生活问题很可能仍然是原来的问题。譬如，那位曾经的农妇诗人——如今名满天下的余秀华，名利之后，她仍然要更多地面对诗学和生命本身：名利即使可以为她解决得到一个中意的男人这样的生命问题（其实也没有解决，2022年已与其“小男友”以狗血方式分手），但不能解决她诗歌本身的转型突破等内部艺术追求的问题。

也是2021年，另一位诗人朋友，苏非殊，携夫人一起，在苏州开设了物物集小店，论斤卖“精神食粮”，过起了诗日子。这位诗人，最近十几年一直在终南山丹霞山等进行“山居”诗性实践，可以说是一个当代“栖居型诗人”的典型案例。

栖居型诗人就是完美的么？也不一定。人类的悲剧性存在不会轻易让谁一劳永逸得到尘世的解脱。不过，栖居型诗人甚少不需要将诗与生活生存割裂——这对不少诗人来说是一种分裂的痛苦。也就是说，栖居型诗人可以解决诗与生活生存的分裂问题。而另一方面，文本型诗人，要么依托政治，要么依托文化，其创作更具功利性，往往是非生命本源的；如果是生命本源且写得非常好，他大概率难以实现其渴望的社会价值。

不管文本型诗人或栖居型诗人，作为一个行业的存在，其社会文化地位的确立，离不开其社会价值的输出。对当代诗人而言，我们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如果只是自娱自乐不在此列），你得向社会输出文本或综合的诗意。这不仅在确立自身的诗人形象，也是一种对社会的诗意生产和输出。社会存在的重要本质在于价值交换，一个诗人不能有效地输出自身的价值，你如何有资格要求社会赋予你价值？

谈到这里，回到文本的问题：通过文本的输出方式，当代诗基本只是圈内事了；社会性的意义和价值实在寥寥。即使个别诗人通过输出获得一部分期望的社会价值，大部分的诗人是失落的，付出与收获存在巨大落差。为何落差？诗人得思考这个问题。除非你不需要，你要获得的社会价值没有获得，即使根源确实是社会生态的原因，你也只能寻找内在的问题——因为你很难改变环境，最能改变的只能是自己。而且，就一门艺术而言，改变本身是其分内的要求。对我的動體理论，解决这个问题：一是文本创新；二是跨界立体化，譬如如果做成一支高度成熟的高品质诗乐队，诗歌的社会价值输出是可能成功的，诗歌者期待的社会价值也可能实现；三就是诗意的栖居。这个难度最大，最需要综合的实力。也就是说，对当代社会，一个终极的诗意栖居者很可能得是一个专职的职业诗人。他必须符合：

1.行业认可的文本生产能力；

2.社会化的可以获得社会资源的名声或地位；

3.持续的诗意栖居为社会生产了需要的诗意价值，进而得以其持续地获得满足其职业诗者的基本生活需求。

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我觉得，这种考量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将有效地为这个行业筛选掉99.99%以上的无效“诗人”。就像职业运动员之外的那些运动者：本质只是业余爱好者而已。而当今——国外我不知道——至少国内，大量的极其低劣的诗歌从业者通过官方学院民间种种渠道或种种手段获取所谓的“诗人”的称号……这……只能说令人嬉笑皆非。不是说“业余”的诗者就不可从业并有好作品，但他们绝不能成为衡量一个行业的重要标杆。当前的中国，大量的业余选手鱼目混珠窃取了原本极其有限的诗歌资源，看起来是很大程度繁荣了诗歌生态，其实是对诗歌生态的严重伤害。

随着自媒体和个体经济的兴起，未来的诗歌竞争，将成为个体综合品牌的竞争；靠炒作和个别文本获得名声将难以在这一行业立足，持续的文本和综合诗意生产才更有可能赋予真正诗人的身份。也就是说，行业或社会打量你，不在仅仅一句或几首诗，将会是更苛刻的全方位的观察和考察：你究竟是投机的伪诗人还是真才华真诗意？——不仅你的文本，你的日常生活，乃至生存模式——都将是重要甚至关键的考察要素。你的全息全体的诗意产出——能拿出来晒晒么？会不会见光死？

中国有多少所谓“诗人”？行业需要多少所谓“诗人？”——这真是一个残酷的问题。

如今，就好比是99.99%的足球篮球业余爱好者顶着“运动员”甚至“全国冠军”、“全省冠军”的头衔四处招摇撞骗——虽然招摇撞骗的好处不很多，但恶劣的是，整个行业，真正该出来获取社会价值的诗人已经徒叹奈何地“靠边站”了——有限的行业资源和声誉已被混子们消耗或败坏殆尽。

这些思考，由来已久，这里也只是初步梳理。很多问题还可进一步深入探讨。要之，我的大意的观点是：从业者爱好者可以有个大的基数，谁也不能剥夺他人写诗的权利；但行业性的硬性的标杆性的存在绝对是一个很小的数值。我简单提出一个问题，假如中国只有——也只许有100个诗人，你如何树立和辨识自己？靠拿着一套大锣大鼓去大街上边敲边喊证明自己是一个“诗人”？……

这真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暂时解决不了。希望它至少可以引起诗歌从业者或说爱好者们的思考。